大多数人是知道周杰伦后，才知道方文山的。方文山独辟蹊径，擅长在历史和时空中去诠释着自己的音乐理念。虚幻的意境，远古的战场、消失的古文明、浪漫的传说、历史的疮痍……这等优美如诗般流畅的歌词，在当下流行乐坛这个“我爱你、你爱我”的俗套模式下，他的作品显得如此难能可贵，总让人眼睛一亮。黄?走了，林夕倦了，李宗盛老了，幸好，还有方文山。
方文山
1969年1月26日生，台湾花莲人。早期曾在台湾桃园当水电工时，自制一本歌词大全并向唱片公司自荐，并最终得台湾艺人吴宗宪赏识签约。后与周杰伦合作，共同制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，《印地安老斑鸠》《爱在公元前》《忍者》《双截棍》《东风破》《七里香》《夜曲》《发如雪》《青花瓷》等等。数十次登上两岸三地音乐大奖的领奖台，成为华语乐坛地标性人物。
无名小卒的成名史
“吴宗宪不仅是我的恩人，也是好朋友”
方文山二十多岁前连稍露锋芒的迹象也没有显现过。在没人关注的孤独和寂寞中历经生活的艰辛。直至退伍之后，才突然开窍，认识到写作才是他的“宿命”。随后被吴宗宪签进“阿尔法”，就像一块璞玉终于被识货的商人发掘，终于绽放蕴含已久的光芒。
南都周刊：听说被吴宗宪发掘之前的生活过得很艰苦？
方文山：还记得小学时每到暑假，就跟邻居的小孩到住家附近的工地大楼，捡绑脚手架的废铁丝和工人喝剩的铝罐来卖。报酬少得可怜，只有十几二十块台币。而中学时期的寒暑假，就在桃园、龟山一带的工业区当廉价劳动力。我还曾经当过餐厅服务员，业务员，高尔夫球童、纺织厂机械维修工、百货物流送货司机……哈哈。
南都周刊：经历这么多，你是怎么开窍的？
方文山：其实我学生时代就对文字，对历史产生了兴趣，但那时候并没把这个作为自己将来发展的方向。后来渐渐对拍电影感兴趣了，想当导演，就去台北报了编剧班，拿到了编导证。但当时台湾电影很不景气，我就想不如写歌词吧。可能是我学过电影编剧的缘故，所以我的歌词很有画面感和故事性。一开始临摹别人的词，后来慢慢有了自己的风格，就越写越多了。
南都周刊：因为吴宗宪发掘了你，所以你常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“吴宗宪的人”？
方文山：那时我写了大概200多首歌词。挑选出100多首装订成册，寄了100份给台湾各大唱片公司。我想无论怎么样，至少也会有几家公司和我联系吧。没想到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跟我联系，这个人就是吴宗宪。所以宪哥是我最感谢的人，没有他的赏识及肯定，我不会有现在的成就。他不仅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
南都周刊：签给吴宗宪后，一开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吧？
方文山：那时候我和周杰伦都是新人，没有人认识。写的东西并不是马上有人要，人家也不会太关注到我的作品，而且新人都是有竞争的。然后是周杰伦的旋律先被大家注意到，主要是不管是和弦还是旋律，都没有别人的影子。他总是有很多变化。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，但是通常都是人家要他的曲子而不要我的词，会找一些知名的老师，如姚若龙、许常德他们填词。
南都周刊：那之后是如何“咸鱼翻身”的呢？
方文山：后来他们觉得我和杰伦的词曲搭配很好，就两个人的作品一起启用。慢慢就有了很多歌手和我邀词。现在我的作品面世的大概有220多首歌，和杰伦合作大概八九十首吧。
南都周刊：到目前为止，你的作品卖出的最低价是多少，最高价是多少呢？
方文山：这个很难说，要看这个歌红不红。一开始差不多是台币八千块，现在差不多人民币六千到六千五的样子吧。
南都周刊：在华语歌坛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，像罗大佑、李宗盛、林夕等这些人都影响了很多人，你自己有没有欣赏的创作人？
方文山：罗大佑，我在小时候听他的歌我才发现，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带有批判性。像李宗盛，虽然他是男的，但是他创作出来的歌词比很多女性还细腻，他很善于观察女人的情感，写得很动人。林夕的词我也很欣赏，他的中文功底很深，作品很有自己的特点。
无心插柳掀起“中国风”
“我和周杰伦不是中国风的发明者，却是制造它流行的人”
就像他在《上海一九四三》中写的：“消失的旧时光，一九四三，回头看的片段，有一些风霜，老唱盘旧皮箱，装满了明信片的铁盒里，藏着一片玫瑰花瓣。”方文山是个极具“怀旧”情结的人，这一点无疑在他的歌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南都周刊：大家都说：“方文山和周杰伦掀起了流行乐坛的中国风热潮”，你觉得在这方面是杰伦影响了你，还是你影响了他，或是你们达成的一种共识呢？
方文山：简单的讲，中国风不是我和杰伦发明的，之前黄?老师，顾嘉辉老师那个时代就有了，还有陈升的《北京一夜》也都是中国风的歌。我们只是带领大家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。那个时候我写下《娘子》这首歌有一点R&B节奏，填词的时候故意填得有一些仿古诗词的味道，希望有一点点反差，没想到反而会有惊喜。这也要归功于杰伦对我的创作并不干涉，同时他也很认同，所以我们两个人的频率是一样的，假设说如果我很喜欢中国风，但杰伦觉得不好吧，这个文字的框架和现在的生活状况距离太远了，刚好他也喜欢这种风格，这就是说我们两个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才从事这种风格的创作。
南都周刊：就像你说的一样，你们并不是中国风第一人，但你和杰伦是如何把这种类型的音乐推向了高潮的呢？
方文山：虽然我们并不是发明者，可是任何东西，你要制造流行，就要有回响。杰伦的专辑发行量很大，本身这是一个很强势的宣传攻势，也是一个很强势的渠道。他的宣传加上媒体效应，就会事半功倍，也会引起其它歌手的关注，他们会觉得这种曲风很好，所以大家都会写一些同类的歌曲，所以慢慢就变成了一个现象。其实像《龙的传人》也属于中国风的音乐，还有《笑傲江湖》的《沧海一声笑》，都可以说是中国风。我只能说我和杰伦的东西是这五六年的代表作，不是说要超越谁或是取代谁。
南都周刊：你的中国风是从《娘子》开始的，然后到《东风破》《青花瓷》一直都延续下来，每张专辑都有这种风格的歌曲，这是刻意这样安排的吗？
方文山：应该这样说，你吃饭的时候有一道汤很好喝，你可能很喜欢喝这个汤，比如说罗宋汤或是西红柿汤之类的。但可能你每次都更换不同的菜，很精心地调配。就像我们制作每一张专辑，都会有不同风格的歌曲，但中国风这种风格的歌曲呢，我们确实有刻意地去维护这个区块，可能它占的百分比是五分之一或是六分之一的中国风，我们后续是有刻意的，但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。所以说，我一开始就是很自然地写了《娘子》，之后是《爷爷泡的茶》，后面的《龙拳》等等，后来我们就觉得外界对这些歌曲的反响都是正面的，所以我们就有意去维护这个部分的百分比。
南都周刊：那你是如何创作这类的作品呢？是对唐诗宋词一直很有研究，还是对生活的有感而发呢？
方文山：我很喜欢读书，尤其喜欢宋词。最喜欢李清照和唐后主李煜的作品。宋词在某种程度和现在的流行音乐很像，它也是一个词牌名，如《一剪梅》等等，都是先有音乐再有歌词。但创作也离不开生活。像《青花瓷》《爷爷泡的茶》《刀马旦》，创作前我都收集了相关资料。创作《爷爷泡的茶》时，我研究了制茶的过程；创作《刀马旦》则去研读京剧。某种程度，我把歌词当做电影脚本去经营。
南都周刊：马未都曾给《青花瓷》歌词挑错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
方文山：我觉得马未都挑的错属于专业范畴，而流行音乐是通俗文化，通俗文化有时不需要去考据太多东西就可以下笔。比如很多电影都难免有自己杜撰的情节，这样可以让剧情更连贯更好看。我在写《青花瓷》时，在查找数据时没有去查得那么彻底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就会弄得太学术，不太通俗化。
南都周刊：那你担心自己的创作风格过时吗？
方文山：中国风是无心插柳的结果。推出时颇受欢迎，刚好中国市场又兴起，有经济实力消费，让中国风得以延续风潮。流行音乐本来就是商品，我认为中国风不是一时现象，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类型。
